李维辉，男，汉族，1960年出生，山东海阳人，1978年参加信用社工作，2020年退休。李维辉就从19岁迈进农信社大门那天起，他把“大挎包”背在身上，把“大挎包精神”记在心里。从19岁接过了父亲的“大挎包”开始，接力“农信二代”的披荆斩棘，40多年如一日，他坚持“储户至上，信誉第一、礼貌待客，竭诚服务”的宗旨，视客户为亲人、为朋友，为其提供热情、周到、准确且迅速的服务，先后多次获得县级、市级、国家级荣誉称号。1989年被农业银行总行授予“优秀信贷员”称号。

　　接过父亲的“大挎包”

　　海阳农村信用社最早发源于1945年春成立的留格区济源渔民合作社，至今已有77年的发展历史。李维辉的父亲就是第一代农信人，大挎包不离身，为农信事业奋斗了一辈子。1978年，李维辉接过了父亲的“大挎包”，接力开始了“农信二代”的创业发展，继续践行发展着“大挎包”精神。

　　有人说，“大挎包”精神是农信人的群体记忆和精神图腾。不了解“大挎包”精神，就不了解真正的信用社。依靠“大挎包”精神的代代传承，海阳信用社和老百姓结下了不解之缘，奠定了发展的坚实基础；依靠“大挎包”精神的代代传承，信用社把根深深扎在海阳大地，由小变大，由大变强。

　　李维辉，男，1960年出生，中共党员，1978年参加信用社工作，现已退休，先后多次荣获市、县级荣誉称号，1989年被中国农业银行总行授予“优秀信贷员”荣誉称号。

　　61岁的李维辉2020年刚从海阳农商银行“解甲归田”。从19岁迈进信用社大门那天起，李维辉就把“大挎包”背在身上，把“大挎包”精神记在心里。虽然如今已退休在家，但回想起自己40多年的工作经历，李维辉仍滔滔不绝，激动不已。

　　四邻五村的“大挎包”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海阳农村，正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农业、农民和整个农村都蕴含着无限的生机和能量。那一年，年轻的李维辉在盘石店信用社参加工作后，就负责跑外勤。

　　“所谓跑外勤，其实就是下乡驻点。”李维辉说。

　　他学着父亲的样子，背着装满算盘、存单、账本、钢笔等日常用品的大挎包，一头扎进了农村的广袤天地，负责徐家泊、大柴、小柴、河北等5个村庄、近2000户的农村金融服务，走遍了千家万户、说尽了千言万语，每天都吃在村里、住在村里、劳动在村里。

　　“那个时候，自行车还没有普及，大家都是凭着两条腿走村串户。为了更好地了解村情村貌和百姓生活，也为了节省往返时间，我们外勤人员都会吃住在村里，只有每隔5天的赶集日才会回到社里报账，同时补充因赶集而忙碌缺人的内勤工作。”

　　工作第二年，李维辉有了自己的交通工具——一辆父亲淘汰下来的“大国防”自行车。这下，李维辉跑村的劲头更足了，今天驻扎徐家泊，明天走访河北村，时间久了，哪个村有多少户人家、有几口大口井，谁家上了拖拉机、养了家禽和牲畜，李维辉都门儿清。

　　“我那时年轻力壮，谁家割麦子缺劳动力了，招呼一声准去；谁家有余钱要存了，我也能第一时间知道。你对老百姓付出真心，他们就能真心对你。虽然当时大家的存款都是5元、10元的小钱，但我们信用社就是这样将农民的存款一点一滴收集起来，再反哺给大家的。”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岁月，是李维辉一生的精神财富。

　　“父亲常说，咱农信人的‘大挎包’精神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种精神不是属于哪一代人的，而是要自始至终、坚持不懈地践行。在基层做农村金融工作，尤其服务于偏远乡村，对客户有求必应、有问必答一次、两次不难，但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后还能像最初那样坚守底线、坚持服务的这部分人，就是我们弘扬‘大挎包’精神的传承人。”李维辉对父亲的这番话深信不疑。

　　乡镇企业的“大挎包”

　　1985年前后，乡镇企业开始全面开花。位于留格庄镇的海阳木工机械厂和位于大辛家镇的海阳布鞋厂生产经营蒸蒸日上，贷款需求旺盛。

　　这个时候，李维辉先后调到了留格庄信用社和大辛家信用社工作。依旧还是那个大挎包，依旧还是秉持“大挎包”精神，为乡镇企业发展添砖加瓦、提供贴身的金融服务。于是，在企业的生产车间里，经常就会出现李维辉忙碌的身影。

　　“上个世纪的农信服务工作，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快捷，更谈不上什么电子化，只有铁账本、铁算盘、铁规章这‘三铁’。”艰苦的环境下，“大挎包”精神给了李维辉很大启示，那就是：始终将存款工作作为立社之本，坚持“储户至上，信誉第一、礼貌待客，竭诚服务”的宗旨，视客户为亲人、为朋友，为其提供热情、周到、准确且迅速的服务，“这一直是我们老一辈农信人几十年来的工作原则和服务信念。”

　　交通工具是自行车，通讯工具是座机电话，但这并不影响李维辉和企业的联络。雨天蹚河、雪天踏冰，李维辉秉承“大挎包”精神，做成了对企业“人熟、脸熟、情况熟”的金牌业务员。企业什么节点要贷款投入生产，什么节点会实现利润进行存款，李维辉心里有本明白账。

　　农村、农户的“大挎包”

　　1993年，业务优秀，先后多次获得荣誉的李维辉调至二十里店信用社，担任主任。

　　二十里店镇没有工业企业支撑，但土地平坦肥沃。镇党委、政府经过反复调研后，认为大力发展蔬菜大棚，是农业发展、农民致富的最佳途径。可是建大棚需要资金，老百姓手里没钱，好政策、好项目就成了空中楼阁。怎么办？镇党委、政府主要领导找李维辉商量，希望他能拿出个切实可行的办法来。

　　刚从海阳东海岸调到西部乡镇的李维辉没有畏难发愁，多年的一线经验告诉他，坐在办公室里是想不出办法的，必须走下去，到农村实地调研，倾听农户心声。

　　“要正确理解和弘扬‘大挎包’精神，就得先明白我是谁？姓农、姓小、姓土。干什么？走支农支小的路。怎么干？坚持创新，因地制宜，攻坚克难。” 李维辉始终认为，只有离百姓最近，才能将业务做深做实。

　　经过一个多周的走村串户、调查研究，结合村情民意，李维辉拿出了农户小额联保贷款的新法子，即：5户联保、共担风险、发展经济。每5个贷款农户可在自愿基础上组成联保小组，由贷款人为联保小组成员提供用于满足正常农业生产的小额信贷业务。

　　“当时开展信贷业务并没有抵押物之说，全凭贷款人的信誉担保。为了防范风险，也为了让农户能够有资金尽快投入生产，我们也是特事特办。” 李维辉回忆说。

　　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哪里有需要，就会出现在哪里。在农户小额联保贷款业务的帮助下，全镇200多个蔬菜大棚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形成了产业规模，为“三农”发展注入了金融活水。

　　1994年4月，信用社与农行正式分门办公。二十里店信用社新址由于位置偏僻，使许多不明事理的群众“找不着北”，继续到原址办理业务。这让李维辉心急如焚：“一方面当时联社提出了‘抓住机遇搞存款，奋力抢占制高点’的战略思路，我们位置偏僻，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存款客户流失。另一方面，很多有贷款需求的农户不知道我们已经与农行分门办公，一旦有急需资金周转的情况又联系不上我们，恐怕会耽误事。”

　　如何解决燃眉之急？李维辉决定“两条腿”走路：一是立即联系当地党委、政府，寻求理想的办公场所；二是带领员工连夜下村铺设服务点，选择优质的代办员，火速占领农村“新高地”。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李维辉的果断决策和处置下，二十里店信用社成功选址，并迅速装修投用，保证了业务的正常运转，满足了客户的日常需求。

　　小微企业的“大挎包”

　　时光飞逝，岁月如梭，转眼间，21世纪的曙光洒向了丁字湾畔。

　　2000年，40岁的李维辉履新辛安信用社，准备在这片蓝色沃土上大施拳脚。

　　“那时海阳已经是江北最大的毛衫针织地区，凤城以加工毛衫为主，辛安便以针织业闻名。市委、市政府也在辛安规划了经济园区，准备围绕针织产业招商引资。”李维辉说，那个时候，辛安镇已经有个别农户开始组织针织生产了，但由于缺乏资金、缺少胆量，都是小打小闹地租了几间集体的房屋，开始了小作坊式生产。市委、市政府的长远目光和战略方向，让李维辉的心思活跃起来：“我们信用社能不能想想办法，把本地的针织企业发展起来，让父老乡亲都能在家门口上班赚钱？”

　　让本土小作坊发展成大企业，带动农村和农民致富，理想固然丰满，但如何与骨感的现实衔接呢？毕竟办企业、办园区，不是贷个三五万块钱就能干成的事啊！但李维辉有信心——与父辈相比、与20年前相比，信用社无论从实力还是政策方面都更加雄厚、更加灵活，前人背着大挎包能为一方百姓做成的事，如今也一定能办到！

　　李维辉很快就走遍了全镇乡村，摸清了针织企业发展的现况和困境，并想到了对策。

　　由于当时多数针织企业用的是集体土地，无法进行抵押，李维辉便提出，“企业可以用一部分机器做抵押物进行滚动贷款，既不影响生产，又可以保证资金链供应。企业盈利后，信用社还可以继续吸收存款，循环放款。”李维辉的这笔“长远账”得到了信用社和辛安镇党委、政府的认可和支持，经过几年的发展，广新针织、新雨制衣等一批针织“翘楚”不断发展壮大，李维辉当初“父老乡亲都能在家门口上班赚钱”的愿望实现了。2020年疫情期间，广新针织还引进了口罩生产线，自主加工医用和民用口罩，并无偿捐献给市委、市政府，大大缓解了防疫物资紧缺的局面。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血液通，增长才有力。”深耕行业40年的李维辉认为，农村金融服务是持续不断提升和改进的过程，无论是“整村授信”还是“四张清单”，都与“大挎包”精神一脉相承。

　　“时至今日，‘大挎包’精神依然是我教育子女开展工作、服务群众的指引和准绳，它是值得我们农信人毕生学习和追寻的。”李维辉表示，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无论社会如何发展，只有在强大精神力量支撑下的转型变革之路，才会稳健而持久，走向光明的未来。

　　终有一份情怀绵延不绝，总有一种精神屹立不倒，“大挎包”精神当如是。（徐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