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山东农信事业的创业史、改革史、发展史，“大挎包”优良传统始终贯穿其中。“大挎包”萌发于以李金玉为代表的老一辈农信人“听党话、为人民”的坚定初心，他们用汗水、心血和生命谱写了“大挎包”优良传统的生动实践，成为“为革命办农村金融的一面红旗”。

　　岁月的长河中，一代代农信人学习、践行、弘扬、发展“大挎包”优良传统，充分展现了服务“三农”的责任担当，不忘初心的为民情怀，吃苦耐劳的拼搏精神与爱岗敬业的执着坚守，在经历了时间的洗礼与实践的检验后，最终凝练出“对党忠诚，服务群众，勤俭敬业，公私分明”的精神内核，成为全省农商银行克服困难、战胜险阻、创造辉煌的红色根脉、基因密码和精神食粮。

　　筚路蓝缕，逐梦前行。今天，在已经吹响“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铮铮号角中，我们用文字记录这些以忠诚、责任、担当来传承践行“大挎包”优良传统的感人故事，以此鞭策全体山东农信人勇挑重担、主动作为、敢于胜利，以赶考的清醒和坚定书写新时代的答卷，更好地推动全省农商银行持续健康发展，为新时代现代化强省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刘杏林（1942—2013），女，汉族，中共党员，1942年7月出生，1987年11月入党，山东乐陵人，1961年5月参加信用社工作，历任会计出纳、信贷员、信用社副主任、信用社主任等职务，1997年7月光荣退休。2013年3月病逝，享年71岁。

　　她从事农信工作36年时间，兢兢业业、无私奉献，时常穿梭在田间地头、村头巷尾、商店企业，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她坚守农信人的“初心”，身染重疾仍坚守岗位，担心影响工作导致贻误最佳治疗时机而毫无怨言，她是“大挎包”精神的优秀传承者。1982年至1988年连续7年被评为市级“金融先进工作者”，1989年至1992年连续4年被评为省级“金融先进工作者”，1993年被人民银行总行授予“全国金融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一生所爱

　　在乐陵市兴隆街派出所家属院内，83岁的李泽国老人，正摩挲着妻子的照片。在这位老派出所所长的目光里，流露出了满满的温柔和思念。他的妻子，就是已故原乐陵城关信用社主任、“全国金融劳动模范”刘杏林。

　　“信用部”来了“小刘老师”

　　1961年5月的一天，乐陵县李家供销社信用部张主任领着一个长相清秀的小姑娘走进大门，扯着嗓子喊了一声：“来来来，给大家介绍一个新同事：刘杏林，师范学校毕业生！小刘啊，以后大家都是一家人了，有什么困难尽管和大家说。”小姑娘大方地自我介绍：“大家好！俺叫刘杏林，家是袁家村的，大家叫俺小刘就行，以后请多帮助俺。”从这一天开始，刘杏林正式成为信用社的一名员工。

　　当时信用社和供销社、农业社“三社合一”，由人民公社管理，信用社改名为信用部，李家信用部就在供销社租赁村民的房屋内办公。年仅19岁的刘杏林白天跟着下村跑业务，晚上学习记账、打算盘，聪明的她很快成了业务能手。

　　60年代初，当时穷苦人家的孩子很少有人上学，村里孩子们有事没事就去供销社玩。做过几个月民办教师、上过师范的刘杏林深知没有文化就没有出路，便与同事和生产队商议着每天利用空闲时间教孩子们读书识字，那时她的挎包里，不仅装着算盘、账册等物品，还有粉笔和学生们的课本。就这样，她每天下班抽出1至2个小时给孩子们上课，下课后一个人步行回家。冬天常常需要赶夜路，虽然只有5里路，但在那个没有路灯、没有公路的年代，着实有些不易，但她却从来没有退缩过。因为她发现，通过开立小课堂，和村民们的感情越来越近了，人们都亲切的称呼她为“小刘老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信任信用部并去存款了。

　　因为业务比较突出，当时李家信用部在频繁的机构调整中得以保留下来，并在1963年恢复为农村信用社，直至1965年5月花园公社辖区内所有信用社整合为花园信用社，后来花园信用社几经发展，成为今天的乐陵农商银行花园支行。

　　爱管闲事的“节约模范”

　　1973年，信用社开展“五赛”（赛革命、赛团结、赛学习、赛干劲、赛贡献）评先评优活动，涌现出一大批先进代表。在全县金融干部会议上，铁营信用社赵滩子信用站站长张秀珍介绍了“开展节约用粮、节约花钱、节约用柴、节制生育活动，办好信用站”的经验。当时信用社主任传达相关精神后，刘杏林极为触动。没过多久，耐不住性子的她骑上社里的自行车、带上干粮，赶了30多里路，去实地请教学习。

　　回到单位后，她组织同事们召开了一次会议，整理出花园信用社每个月的费用、煤、粮、柴、单据、纸张用量清单，同时对社内的自行车、桌椅、算盘、印泥等办公用品全部登记在册。在社主任的支持下，提出在社内开展“节约竞赛”，定了吃穿用度至少节约五分之一的计划，对于完成计划而且节约用量靠前的同事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

　　通过开展“勤俭节约”活动，不仅节约了大量财物，同时还敦促大家养成了厉行节约的好习惯，而她自己也成了社里的“节约模范”。“作为一名会计，不仅要算好业务账，更要算好生活账，从今天起我们干什么事都要节约。”多年后，在教育孙子勤俭节约时，她还时不时地提起这段往事。

　　“她总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当信用社副主任时经常‘多管闲事’，看不了任何铺张浪费，当上主任后管得更严格，逢开会就强调节约，时时想着给公家省点钱。她个人更节约，平时舍不得吃好的、穿好的，当年她病重我去院里看望她时，她穿的还是五六年前的旧衣服，领子都洗破了还舍不得扔掉。不是穿不起好衣服，就是一直以来养成的习惯。”曾经和她在城关信用社一起工作过的蔡玉英老人回忆说。

　　“她无论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都是一个简单、节约的人，从来不会铺张浪费。自从我结婚以后就没有见过她为自己买过一件像样的衣服，以前我给她买衣服，她还总是批评我，说我乱花钱，凡是她觉得贵的衣服都要求退回去，我们不退她就自己去，我们也拿她没办法，就只好照办。”儿媳妇郑立芹说，“辛苦了一辈子，也节约了一辈子，这种节约精神，我们也学到了很多。”

　　了不起的“女强人”

　　初到城关信用社工作时，刘杏林成了那时候为数不多的女业务员，面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岗位，她没有退缩。跟着老业务员背着挎包、带着算盘，走村、入户，身影经常出现在田间地头，拉存款、放贷款、收贷款，很快便独挑大梁，成为了一名优秀的业务员。

　　80年代初个体经济开始冒头，无论是种植、养殖还是商品经济，人们都是刚刚开始尝试。信用社的贷款业务从开始的只发放个人生活消费类贷款向支持农业发展转变，再到后来从主要支持农业生产转变为支持农、牧、副、渔、工、商、运输服务业的全面发展。面对个体经济这种新事物和个人经营贷款这种新业务，业务员们心里都没有底，上面政策催得紧，“怎么放、敢不敢放”成了困扰业务员们的难题。

　　然而，她却没有想那么多，而是总结过去支持生产队的经验，将目光放在了养殖上。通过和当时北关村支部书记王德华对接，动员村内原来在生产队养猪的社员，由村委会担保，信用社提供1200元的信贷资金支持其承包村内猪舍，尝试进行养猪。不到两年，养殖规模由原来的十来头母猪扩大到了一百多头，不仅归还了贷款，养殖规模还在进一步扩大。

　　“我认识刘主任的时候，正赶上生产队解散前的最后三、四年，那时候刘主任有事没事就到我们村里来，了解生产队的情况，村民生活上遇到困难有需要贷款的，只要我们队上介绍过去，基本上都没有问题。还不上，我们队上也会帮忙去收，人不能忘本。”回忆起往事，王德华至今仍记忆犹新。

　　“后来刘主任又帮了我们村内不少人种植、养殖、做生意，在推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方面可帮了我们大忙了。用现在的话说，那时候的刘主任真是‘女汉子’，看上去瘦巴巴的，工作起来是真拼命，无论是拉存款、放贷款还是收贷款，向来是雷厉风行。支持养殖头一年，有一天突然狂风暴雨，猪舍由于年久失修，有很多地方漏雨，那时候刚下了两窝小猪仔，如果猪舍塌了就得血本无归。幸好刘主任和两个业务员抱着油布（塑料布）及时赶来，跟我们一起盖好屋顶。事后刘主任又给贷户放了1000元贷款，对猪舍进行了加固和维修。”虽然王书记已经年近八旬，但是对当时的事情仍记得很清楚。

　　改革开放初期及之前，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特殊，农村金融市场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收贷款”是保证实现盈利的有效手段。“金额小、笔数多、客户散”是当时信用社贷款的特点，由于当时通讯、交通不便利，一旦贷款出现问题，只能挨家挨户去催收。为了确保贷款“放的准、收得回”，刘杏林和各村支书（生产队长）搞好关系，在贷款发放前多听取他们的意见，无论金额大小至少3次走访，贷款快到期由他们协助催收，解决了“收贷款”难的问题。

　　从1979年开始接手信贷业务一直到退休，刘杏林在任期间发放的贷款全部收回，未形成一笔不良。她每天不是在村里，就是在去村里的路上，工作时间基本上固定在早七点至晚九点，忽略家庭和孩子是在所难免的。虽然在家里她是一位“不称职”的妻子和母亲，但在单位同事和客户眼里却是一个响当当的典型模范人物。只要提起“刘杏林”这个名字，和她一起工作过的同事和她支持过的客户，都会不约而同地竖起大拇指说：“刘主任是个了不起的女强人，一般男人都比不上！”

　　谦让名额的“大方人”

　　从1980年开始，人民银行将信用社的管理权委托给了农业银行，从此进入了长达15年的合署办公时代。虽然在一起办公，但依旧是“两套班子”运行、业务相互独立。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信用社员工可以参与农行的评先评优，开始涌现出了一大批以刘杏林为代表的先进典型人物。1982年至1988年，刘杏林连续7年被评为地级“金融先进工作者”（该荣誉在1985年之前名为“金融红旗手”）；1989年至1992年，连续4年被评为省级、地级“金融先进工作者”，是迄今为止乐陵信用社（农商银行）系统连续获得省级、地级荣誉最多的员工；1993年她被人民银行总行授予“全国金融劳动模范”荣誉称号并获得奖章，这是金融系统最高的个人荣誉。荣誉接踵而至，但她却从不骄傲，为人处事一如既往的谦逊平和，忙起工作一如既往废寝忘食。

　　她的突出成绩很快引起了当时农行领导的注意，从1985年开始，她一直被列入“转银行身份”人员名单。只要她愿意，就能从信用社员工转为农业银行员工，能够享受更好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但她每年都找到领导把名额让给别人。就这样，到退休，她一直是信用社编制。

　　“我家双职工，条件稍微好一些，把名额让给更需要的人吧。”看似一句简单的话，但在当时信用社和农业银行犹如“铁饭碗”与“金饭碗”差别的年代，能够做出这样的选择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因为那时候，几乎没有人能够拒绝这样的“诱惑”，而刘杏林的注意力，却放在与合署办公的农行营业所拼业绩上。这种发扬先进风格、不计个人得失的精神，在她身上发挥得淋漓尽致。

　　勇抗病魔的“农信斗士”

　　1991年开始，原本体弱多病的刘杏林开始出现头疼、乏力、视力和听力下降等症状。开始她并没有重视，以为是长期工作劳累所致。直至当年9月份突然晕倒在了考察贷款途中，她方才入院检查，最终被确诊为“鼻咽癌”。这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让她有些措手不及，她稍微平复了一下心情，从医生手里拿过诊断单问了句“严重吗？”医生回复道：“建议马上留院治疗，越早控制越好。”她把诊疗单随意塞进了上衣口袋，转头对震惊中的丈夫说，“我觉得身体没什么大碍，现在是旺季工作，单位上也离不开我，先回家吧，住院以后再说。”当天就回到了工作岗位。

　　由于症状越来越明显，那时的她已经感觉到自己的病情比较严重，开始交接她管理的贷款，一笔一笔和业务员说明情况，并带领他们逐笔进行现场贷后检查、交接。当时她管理的贷款300余笔、350余万元，同时还负责城关信用社和两家分社的管理工作。行领导了解到她带病工作的事情后，多次劝她住院治疗，她却说：“现在工作这么忙，我哪有心思去住院，再说我经手的几百万贷款不能按时收回，我心里不踏实。”就这样，她一直带病奋斗在第一线。

　　直到1992年3月，她再一次晕倒在岗位上，才不得不入院治疗。由于病情加重，病灶位置已经不再适合做手术，只能通过化疗、放疗方式进行保守治疗。住院后，单位领导、同事们去探望她，每次她见面第一句话就问“到期贷款收回情况怎么样了，某一笔贷款应该到期了，没问题吧”这类的问题，当告诉她贷款全部按期收回时，她的脸上才会露出久违的微笑。

　　在医院进行了长达半年的化疗、放疗，她从来不将痛苦表现在脸上，反而一门心思想要去上班。出院没多长时间她就拖着病躯返回岗位，面对社会对金融服务依赖性越来越强的情况，她对员工提出“转变工作作风、提高服务质量、延长服务时间”的工作要求。在她和员工的努力下，城关信用社存贷款业务实现了高速增长，1992年、1993年两年存贷款年增幅均超过了50%。

　　1994年3月，她的身体越来越难以支撑，看着自己带的员工都成长起来了，这才主动提出辞去信用社主任职务。离岗后，一直养病，但她仍十分关心社内工作。1997年退休后，她听到原来一直支持的几个老客户由于种种原因贷款形成不良时，主动回到社内帮助清收，1998年至2000年两年时间帮助社内收回不良贷款80余万元，而她自己却没有索取一分钱报酬。

　　2013年3月，与病魔抗争22年的刘杏林带着对信用社的万般眷恋和不舍与世长辞。临终前，她一手紧紧攥着“全国金融劳动模范”奖章，一手紧紧握着小儿子李智勇的手模糊不清地说了句：“好好干！”便安详地闭上了双眼。现场的家人以及赶去见她最后一面的老同事们无不流下了动容的眼泪。

　　她不仅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信用社，在她的影响下，她的儿子、孙子都义无反顾“继承”她的衣钵。她的儿子李智勇毕业后放弃了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的机会，成为了一名信用社员工，经历过基层信用社会计、信用社主任等多岗位锻炼，如今担任乐陵农商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2020年末，她在韩国留学的孙子李锐婉拒了当地互联网企业的邀请，毅然回国参加了农商行的招聘考试，如今已是一名实习员工，完成了“大挎包”精神的第三代传承。

　　一种精神、三代传承。如今信用社已改制为农商银行，但刘杏林身上那种 “无私奉献社会、不计个人得失”的品质，那种融入血液中的“大挎包”精神，却在一代又一代农信人、农商银行人前赴后继的努力下不断被弘扬，守卫着她一生所爱的事业，真诚服务着社会。（纪秀娟 贾敬敏 郑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