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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发展数据普惠金融的战略思考
发布时间: 2017-09-20
 
 

2016年的G20峰会之后,数字技术和普惠金融理念的深度融合已成为金融创新领域的焦点和热点,世界各国正在加速形成一个以数字技术为驱动的普惠金融发展新模式,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迈入新阶段。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迅猛,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金融相关基础设施的不断发展和创新完善,但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仍然有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给政府和商业银行带来挑战。现就商业银行如何加快建设普惠金融体系,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方面进行探析。

一、数据普惠金融是解决我国普惠金融共性难题的可行途径

普惠金融的要义是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客群提供服务,而普惠金融的广泛包容性,在客观上决定了普惠金融业务具有收益低、成本高、风险大等特征,这使得商业银行发展普惠金融积极性不高,而移动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发展,向普罗大众提供更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让长期被排斥的阶层和群体享受到平等、高效的金融服务,使商业银行的服务范围和社会形象不断扩大和改善。其主要特征如下:

1、服务领域广泛化。从服务的区域看,由于铺设实体网点成本高,传统商业银行一般将主要资源集中在人口密集的闹市区,难以渗透到经济落后村镇。随着数字技术发展,即使没有银行网点、ATM的远偏地区,客户也能通过电脑、手机等终端寻找需要的金融服务,完成非现金交易,让以往遥不可及的金融服务现在出手可及,人人皆可享受,又不会增加服务成本,为普惠金融的实现提供了坚实基础。

2、客户群体大众化。商业银行经营目标追求效益最大化,主要服务大中型企业和高收入客群,而处于长尾市场的小微企业和农村客户长期得不到有效的金融服务。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通过互联网技术可以将“毛细血管”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吸纳社会各个层次的点点滴滴,达到集腋成裘的效果,使长尾市场的边际成本大幅降低;同时,运用大数据分析,实现市场细分和精准营销,满足普罗大众差别化、个性化金融服务需求。

3、交易成本低廉化。与实体网点相比,数字技术的推广应用,使得资金供求双方可以在网络平台上完成信息搜寻、定价和交易等流程,从而实现对实体网点的部分替代,减少了对人员和设备的占用,大幅降低了商业银行的经营成本,这让客户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获取金融服务,促进金融普惠的实现。国内外的实践表明,互联网化、数字化对于降低传统银行业务的经营成本效果明显。

4、社会诚信制度化。数据普惠金融发展有利于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为了防范金融风险,国务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监管要求并进行专项清理整顿,全面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监管机制,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核心制度,反过来也有利于普惠金融的发展。

5、风险管控精准化。由于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缺乏有效的抵质押物,信息披露不规范,从而导致高风险。而运用云计算和大数据,基于对个人日常行为信息、企业交易数据流、信息流等的分析,银行可以全面、及时、有效、动态判断客户的诚信状况与信用水平,显著提高风险识别能力和授信审批效率,这使得向小微企业和低收入群体提供有效金融服务成为可能。由此可见,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既是顺应数字化时代的客观要求,也是解决普惠金融现实难题的重要手段。

    二、当前商业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面临的主要障碍

    数字普惠金融是以数字化方式提供的普惠金融服务,促进资源共享,不受时空限制,降低交易成本和服务门槛,为普惠金融服务提供了新的思路。当前商业银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也面临着一些问题:

1、我国的征信体系建设亟待完善。当前发展普惠金融的最大的难题是信息不对称、数据分割严重,我国企业及个人征信系统信息主要以商业银行信息为主,散布在公安局、税务局、法院等政府部门和公共事业部门的信息并未能有效整合,个人及小微企业在商业银行的信贷数据较少,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农户(个人种植户、个体养殖户等)和农民征信体系建设欠缺。此外,小微、“三农”领域通常因经营不规范导致基本金融服务难到位,而信用信息的缺乏进一步加剧了商业银行的“惜贷”和“惧贷”,导致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问题一直难以解决。

2、数字普惠金融的宣传引导还需加强。从实践来看,我国金融消费者宣传相对缺乏,尤其是数字普惠金融主要受众是城镇低收入人群、农村用户、妇女等,而这部分的服务对象一般没有受过相关金融知识普及,法律及信用意识相对薄弱,“现金为王”的传统思维根深蒂固,数字化起点更低,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数字普惠金融在我国广大农村及偏远地区的实施。

3、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外部环境有待改善。虽然国务院印发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但现行相关的金融法规中,对发展普惠金融的定位不明确,一些地方政府在金融改革发展的目标、措施中也缺乏“发展普惠金融”的内容,商业银行围绕普惠金融开展创新,很容易陷入无法可依的境地。同时普惠金融服务对象多处于偏远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比如通讯不发达、互联网无法普及等,使得金融服务在此类地区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4、商业银行的内生动力不足。从目前来看,开展普惠金融主要是银行基于履行社会责任的外部要求而进行,不符合商业可持续原则,要引导商业银行向低收入人群和小微企业倾斜,满足其基本经营需求面临较大挑战。同时,普惠金融客群通常资金需求急、贷款额度小、经营不规范等,对银行的业务操作水平和风险把控能力要求更高,而金融创新投入高、风险大、效益显现缓慢,这对于围绕普惠金融展开的创新就更存在动力不足问题。

5、数字普惠金融的信息安全有待提高。以数字支付、网络信贷等为代表的数字普惠金融产品提升了广大中低收入群体获取金融服务的能力,但是对其中潜在风险仍有待进一步揭示,使服务受众能准确把握数字普惠金融产品潜在风险。此外,数字普惠金融的客户交易数据是庞大的,而且是为广大中低收入群体提供服务的,其面临的操作、安全风险和信息泄露风险更加突出。

三、积极推动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战略思考    

当前,实现普惠金融的商业可持续发展仍然是世界性难题,商业银行是构成我国金融市场的重点要素,其长期以来的金融排斥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普惠金融的发展,因此商业银行如何进一步摈弃金融排斥做法,突出商业性和可持续性,加大加快自身转型,普惠资源投入,着力解决普惠金融发展动力缺乏问题。

1、树立普惠金融理念,着力于服务“补短板”。首先要牢固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发展、全面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小微企业、“三农”等客群是我国金融服务领域的“短板”和“洼地”,商业银行应抓住时机,更加坚定“服务三农、服务小微”的普惠金融发展理念和市场定位,真正关注普惠金融服务客群的需求、偏好和金融行为。二要框定弱势客群为服务重点。通过普惠金融事业部的设立,精准把握我国金融服务领域“补短板”的关键和核心,要以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客群为重点服务对象,聚焦小微企业、“三农”、创新创业客群和脱贫攻坚等领域;做到“普”“惠”同行,使相对弱势的客群能够获得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而且保本微利的经营要求也显著降低普惠金融对象的负担,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三是普及普惠金融知识,应在全国各地尤其是贫困落后地区构建金融知识普及长效机制,提高国民金融素养,增强消费者风险意识,提高他们获得金融服务的能力,让人们懂得珍惜自己的信用,从而改变他们的命运。四要逐渐培育普惠金融文化。通过加强信息披露、建立服务标准、加强风险提示等多元化手段,提供普惠金融服务的透明度,充分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数字普惠金融逐步得到消费者认同,特别是农村居民对非现金化金融服务的认同度提升,必将成为推动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2、深入推进便利性服务,让普惠金融落地生根。如何借助数字技术,构建“营销批量化、产品标准化、管理精准化、作业流程化和风险分散化”的普惠获客模式,既延伸服务时空,又有效降低成本,是商业发展普惠金融面临的现实课题。一是坚持电子银行业务优先发展战略。将个人网银、手机银行等电子渠道,整合为品种齐全、体验良好的线上交易服务平台;同时,依托设备丰富、流程便捷的线下营销服务平台,积极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金融服务网络,使得客户可随时随地无障碍地获取金融服务。不仅显著降低了经营成本,而且还提高普惠金融服务的覆盖率。二是积极推行“互联网+金融”服务模式。随着欠发达地区和广大农村互联网的不断普及、智能手机的使用和人员素质的提升,银行要以互联网金融云平台建设为契机,以数据分析为引擎,围绕尝试开办代理理财类、资金代发、小微贷款等便民金融服务,有力提升了对“三农”、小微企业、个人创业者等客群的融资服务支持,有效提升了服务质量。三是构建高效的信贷审查审批机制。针对普惠金融户多、量大、单笔金额小的特点,通过普惠金融事业部垂直管理体系,直接面向普惠金融服务客群,优化业务流程,下放审批权限,“专事专办”专门经营,比如创新小额贷款的随借随还,提升办事效率,促进普惠金融“落地生根”。四是金融服务要便捷便利性。网络信息技术本身是复杂的,将其运用到普惠金融领域时,不能刻意把服务复杂化,而应该通过简明的操作界面、实时在线的客服、通俗易懂的合同条款,让服务更加易于操作,避免弱势客群因相关技能而产生新的金融排斥。

3、加大数据普惠创新,完善金融服务机制。第一,创新商业模式。如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入股或控股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创新模式,在贫困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向社区、乡镇延伸服务网点,逐步提高适合低收入客群需求的金融产品比重。第二,创新金融产品。目前小微企业、“三农”“双创”主体等的主要金融服务需求乃是贷款融资,银行要通过创新拓展适宜的普惠金融小额融资产品,如小微企业小额信用贷、纳税信用贷、标准厂房按揭贷、农户小额信用贷、农村青年创业贷和扶贫小额贴息贷等,通过创新打造综合化、多元化的产品体系,切实增强金融对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服务的针对性。第三,加大服务创新力度。在授信额度、贷款期限、担保方式、资金价格等方面进行差别化设计,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适当降低普惠金融服务对象的信贷标准,缩短融资链条,简化办理手续,扩大金融资源投入范围,既为国民经济薄弱环节有效提供金融服务,也能为优化信贷结构作出积极贡献。第四,多维度提升普惠金融服务水平,如应用大数据深度挖掘信息,实现精准营销,结合普惠金融的场景化服务,为客户设计具有个性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通过优化金融服务体验的方式提高客户黏度。此外,大数据评估技术的应用能够覆盖传统金融难以服务到的客群,大幅提升普惠金融覆盖率。

4、完善内控体系,有效管控风险。当前,网络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在提升普惠金融服务效率的同时,也提高了风险传导和风险损失的速度,因此,首先,要全面开展风险管理。认真把握好创新发展与防范风险之间的适度平衡,将金融创新可能带来的风险始终置于可管可控可承受的范围内;要运用情景分析等分析工具做好风险预估,加强风险事前防范;要加强流程管理,在产品创新过程中,让风险管理部门提前介入,做到防患于未然。其次,要运用大数据技术提高风控水平,推动客户信息、行业信息与金融市场信息三者融合,提高金融资源供求双方的信息透明度,在保证风险收益对称的基础上尽力满足客户的信贷需求,提高普惠金融的风险定价、评估、识别与控制的能力,避免信息不对称,既管控好风险、降低风险管理成本,又促进普惠金融大力发展。第三,保证数据质量的稳定。大数据应用的前提是需要企业和个人具备质量可靠的数据,同时数据的来源和加工方法是否正确,分析数据的方法和建模的逻辑是否正确等需要建立完整的流程,依靠银行员工去跟踪;培养敬畏数据之心,把数据当作客户去小心维护,为业务发展和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5、提高政策扶持力度,优化普惠金融生态。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定向优惠引导政策,但从政策的运行情况看,还要进一步优化完善,突出可持续性,让商业银行安心从事普惠金融服务。一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建议政府部门进一步扩大在农村信息化建设方面的投资规模,加大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同时提供一定的财政补贴或费用减免,降低农民使用互联网的成本,为拓宽普惠金融覆盖面提供有利的环境条件。第二,要建立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框架。政府应该应从商业性和可持续性上着力,通过多种政策措施,引导金融机构组织下行,增加普惠金融的有效供给;要建立适当的风险补偿机制,对商业银行向农村地区及城市低收入群体提供支付结算服务、小额信贷等业务应给予政策支持,如对其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对涉农小额信贷及非营利性P2P产品给予贴息和建立政策性担保机构等,进一步激励、促进“大银行做小生意”。第三,建立数据共享机制。建议政府部门尽快统一数据标准与格式,打破数据资源部门间的“信息孤岛”格局,整合散落在金融机构、司法、工商、税务、公用事业单位等部门的信用信息资源,形成统一的信息共享平台,健全社会征信体系,为普惠金融服务奠定坚实基础。第四,建议尽快破除法律和体制障碍,健全农村抵押担保体系,推动地方政府建立土地评估、登记和流转等服务机构,完善确权、评估、登记、交易等操作规范,为农村产权抵押处置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法律环境。第五,政府应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法律约束、行政监管、行业自律、企业内控、社会监督五位一体、有机结合的风险防控体系,着力建立公平、公开、公正的法律制度与监管措施,强化金融监管,取缔行业乱象,确实维护普惠金融客户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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